伍熹石

花城——被遗忘的芙蓉历史

森州革命僑領與芙蓉大亨——伍熹石（上篇）

小時候，我在振華中學讀書，曾在校刊裡看到有幾位創校先賢們的肖像照。其中有兩位人物在芙蓉華人史上非常有名，分別是創辦『華人接生院』的拿督黃益堂，還有曾是『廣生號』的老闆朱戟門先生。但有一位長相如同著名演員元華的人物，卻從來沒有人提及他在芙蓉的事蹟。

當我們翻開振中校刊，有關於創辦人和歷任董事長那一頁，就可以發現到這位人物與拿督黃益堂同樣是該校的創辦人，而且他是振華中學第一任董事長，因此挑起了我心中的好奇心，便開始探索這位人物的來歷。

這位人物名叫伍熹石（Ng Shee Sheak），曾於1918年擔任過振華中學第一任董事長。在振中校史裡只有前面幾段字有提到他在1918年2月21日，和拿督黃益堂、鄧子實、譚富南、黃旭南、朱戟門等人發起創辦，隨後就沒有下文了。

當時我嘗試在網絡上搜查，希望可以找得到跟伍熹石先生相關的資料，但卻發現到網路上根本沒有記載到他的事蹟，唯一能夠找到的線索，就是由研究孫中山革命、同盟會創立及辛亥革命的著名歷史學家馮自由所編著的《革命逸史》。在第二十四章『黃花崗一役籌款之經過』中，就可以找得到伍熹石的名字。

在黃花崗起義發生前，鄧澤如和胡漢民等人先是到新加坡，在晚晴園開會和籌款。隨後又和黃興一起到英屬十余埠籌募。起初，籌集的金額只有萬餘元，與預算額相關尚遠，黃興對此大為失望，並且說了這一番話：“倘若在英屬不能籌得五萬元，事必不行，彼惟有仍實行個人主義，向一二權要滿奴拼身一掷而已。”這句話傳開後，當時在海外的黨員們聞之大為感憤，紛紛踴躍捐資，一下子就湊足了五萬元，其中捐資者有伍熹石、林作舟、陳占梅等人。

當時我所收集到的資料，也就只有這樣而已。因此對伍熹石在芙蓉的事蹟還是完全陌生。一直到最近，在韓佑祺老師的介紹下，認識到一位老前輩。跟他交流後，他得知我是王坤德的孫子。才恍然大悟，說早期他從老報人陳駒騰先生口中就聽聞王坤德有一位孫子對蒐集歷史非常有心，陳老先生也蠻欣賞這位年輕人。殊不知他口中的年輕人就是我。因此這位老前輩就跟我談起很多東西，知道我在蒐集有關伍熹石先生的資料。他便告訴我，他手上有伍熹石的相關文章，居然我有這份心，他就將這幾篇文章交給我，讓我去研究。

當我從老前輩手中得到這幾篇文章，非常興奮。因為這幾篇文章終於能夠解開我心中的疑惑。帶回家後，我迫不及待地翻閱，才發現到伍熹石先生不單單只是幫助孫中山搞革命，在早期的芙蓉發展史上，卻有不可遺忘的功績。

2024年3月25日，我在芙蓉市區遊蕩，分別去了古早餅乾點店『華通』、陳兄弟玻璃鏡莊、列聖宮、萬聖壇、四邑會館、廣東會館等，一共詢問了13個人，大家都對伍熹石這號人物感到很陌生，壓根沒聽說過。即使在森美蘭華人文史館，一提到孫中山在芙蓉搞革命的得力助手，鐵定是瓜拉庇朥的鄧澤如（鄧恩）和芙蓉的甲必丹譚揚。

鄧澤如

其實，除了這兩位森州革命代表人物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革命志士是沒有被提及，甚至被遺忘。就好像拿督黃益堂，他也曾支持革命黨，孫中山還曾到過礦務會館演講。而伍熹石也不例外。就如我從老前輩手中得到的那幾篇文章，其標題就已經寫著『孫中山在芙得力助手』，內容還有寫到『如果說孫中山在1910年來森州宣傳中國的革命事業，少不了要提到他的得力助手鄧澤如，如果套用俗話來說，孫中山這位“老大”在森州留著的“左護法”，是鄧澤如，那麼，從伍熹石先生生前留下的事蹟看來，“右護法”非伍老先生莫屬了』。

各位可以注意看，這篇於1993年7月23日由『南洋商報：森甲版』刊登的文章，它所提到的孫中山在芙蓉的左右護法，是鄧澤如和伍熹石，而非譚揚。但如今在芙蓉歷史裡，大家公認的左右護法，伍熹石卻沒有列入其中，最可悲的是，有關他的事蹟，甚至已經沉入海底，無人知曉。從我詢問芙蓉市區裡的人，就可以知道。大家對這個人物是多麼陌生，如果不是我詢問，他們根本就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因此，今天我想要藉這個機會，為各位朋友們，甚至是芙蓉人重新認識這位被遺忘的僑領，他就是伍熹石。

譚揚

伍熹石原名叫做伍番（Ng Fun），字熹石，號文熾。於清同治8年（1869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台山縣公益埠鬥山村。少年時他赤手空拳飄洋過海來到南洋謀生。最初先抵達馬六甲，在華都牙也村（Kampung Batu Gajah）的一間錫礦場工作。伍熹石為人克勤克儉，當他稍有積蓄便轉到芙蓉從事建築業發展，白手起家創立了『怡茂號』。當時芙蓉甲必丹譚揚（Capitan Tam Yong）曾和伍熹石共同在錫礦業上合作，譚揚非常欣賞他，並且兩人成為世交。加上他們倆都是來自廣東省，因此譚伍兩家關係甚密。當兩家有喜慶大事，彼此都會往來，互相到府上慶賀。即使到了第二代，譚揚的二公子譚元貴和伍熹石的長子伍迪楨也是要好的致交。

根據伍熹石的愛女伍仰賢所述，伍熹石創立的『怡茂號』的店址一共有三處，最初是坐立在嘉美清真寺（Masjid Jamek Seremban）右邊店屋的第一間（即甲必丹譚揚街那一帶）。後來店址改到大街黃巴士站旁第一間店（即今天印度人的餐館和匯率兌換店）。最後才搬到威堅申路（Wilkinson Street，即現在的拿督阿都拉曼路 Jalan Dato Abdul Rahman）四號，一件自置的兩層辦公室，據說當時還特意借給中國革命黨作為開會會所。如今這間兩層樓的店屋，早已易手他人，為一家負責相框服務的『陳兄弟玻璃鏡莊』，但我們仍然能夠看得到該建築早年的樣貌。

當年伍熹石所創立的『怡茂號』，幾乎包辦了所有政府的建築工程，根據伍仰賢的記錄，伍熹石負責承建的建築物有聖保羅學校（當時他曾捐獻數千元給該校作為發展經費，當時還刻有英文“Tauke Ng Fun”字樣的石碑，只是後來該校遷址到新校舍，並沒有將這塊石碑留存下來）、姑娘堂女校前座舊建築物、亞沙路舊芙蓉中央醫院建築、芙蓉大監獄、大街『國家儲蓄銀行』大樓（前身為芙蓉『森州華民署』）和一景園戲院（即新加坡百貨公司建築），包括『怡茂號』最初的店址，即芙蓉人所說的『棺材街』，據說那一排的老店，也是出自於伍熹石所承建。根據德利書報局東主吳宇康的記憶，他父親吳毛德先生（也是振華中學創辦人之一，首辦芙蓉派報社）當年也是從事建築工作，都是從伍氏家族手中第三手承接過來的。

孫中山

在1905年，當時芙蓉能夠成為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的驛站，能夠成功舉行，就是靠鄧澤如和伍熹石等一群革命黨志士的幫助與安排。而鄧澤如和伍熹石兩人也是好朋友，時常都會討論革命事宜。當孫中山先生抵達芙蓉，在鄧澤如和伍熹石的安排下，在芙蓉東安會館隔壁的戲院『普長春』密斟，較後展開宣傳演講群眾大會聲討當時的滿清政府。只是有關伍熹石和孫中山先生的許多書面文件和來往書信，在日本殖民時期都付諸以火，這是非常可惜的。

每當提到孫中山先生在森州的事蹟時，很多人第一時間可能就會聯想到鄧澤如位於瓜拉庇朥的『宜春草堂』，因為孫中山先生曾經就居住在這裡。殊不知，其實孫中山在芙蓉的一段日子裡，他居住的地方正是伍熹石的豪宅『魯園』。當時孫中山先生和伍熹石、鄧澤如三個人曾在『魯園』把酒談家事、國事和天下大事。三個人的關係非常好，有口皆碑。孫中山先生在一次回國時，還贈送一枚獎章給伍熹石作為鼓勵，還在『魯園』洋樓前和一群革命志士合影留念。

伍熹石的『魯園』曾先後因為建立振華學校問題作為遷移，但都是坐落在沉香路。那時的『魯園』是芙蓉數一數二的獨立式洋樓，和拿督黃益堂的豪宅可以比較。由於伍熹石本人從事建築，那個時代的『魯園』更是具有典型的特色，可惜時過境遷，今天『魯園』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宜園“花園住宅區。

吳毛德

同時，伍熹石在波德申還有一間非常別緻、很具特色的別墅。每次伍熹石與鄧澤如、孫中山先生一群革命志士用作商討革命事業的會議用途。根據伍仰賢所述，這件別墅名叫『吃（食）風樓』，是一間四面安裝著玻璃門，呈八角形狀的矮角樓，三英里，建在山坡上。如今這棟建築也已經拆掉，改為波德申縣政府的辦公樓。

伍熹石不但熱心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而四處奔波、籌募經費，對於教育方面他也非常熱愛。吳宇康的父親吳毛德是伍熹石的好朋友，每談到伍熹石在教育事業上的熱心，吳毛德說：”1913年閩籍創辦中華學校，該校董事部更禮聘伍公為『名譽總理』（即名譽董事長，該校首任總理是李俊承）“。